2月8日，石家庄站时隔34天重新开启进站通道，标志着本轮暴发在农村地区的聚集性新冠肺炎疫情暂时得到有效控制。一年多来的疫情防控实践，成功阻断疫情向农村的进一步扩散和蔓延，彰显了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的优越性。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疫情防控考验着乡村组织和基层干部的治理水平和应急防控能力，也倒逼基层党组织体系的完善和乡村干部治理能力的提升。
我国有5.5亿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受农村防控资源缺乏、医疗卫生条件薄弱、人口老龄化严重、防病意识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农村疫情防控具有复杂性和繁复性，需要健全的乡村组织体系落实各项防疫政策措施。在农村疫情防控的组织架构上，各地纷纷采取“县级领导分包乡镇、乡镇干部分包村、村级干部分包户”的三级分包机制，一级包一级、层层包落实。村“两委”成员和包村干部承担着农村疫情防控一线的具体工作和主要责任，在他们的积极行动之下，应对和防控疫情的治理成效显著。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部分乡村组织行动力弱，出现了堵路断路、粗暴标语等不当措施，乡村防控体系还没有足够的组织力量应对疫情防控这样高饱和、高密度的治理任务和需求。因此，加强乡村组织建设，构建内部协调统一、运行高效有力的新型乡村组织体系，刻不容缓。
一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领导力和组织力。实践证明，村党组织坚强有力，应对疫情就能迅速及时，防控工作就会平稳有序。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中央农办印发的《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疫情防控工作领导责任。建好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要持续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选优配强“领头雁”，推行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推进村“两委”成员交叉任职，以强化党的领导、建立统一高效的治理机制；创新党组织设置，在农村各类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探索推行跨村、跨组织类型联合建立党组织，提高党组织覆盖率；落实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改善办公条件，确保“办事有经费、活动有阵地、工作有力量”；深入开展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坚决杜绝“蝇贪”“蚁贪”等农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微腐败”。
二是优化农村党员队伍结构，提高村干部素质能力。在疫情防控中，村“两委”干部是“顶梁柱”，他们闻令而动、有令即战，冲锋在一线。一些党员主动担当，协助村“两委”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村干部和党员的无私奉献和付出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力量之源。但是部分村庄存在农村党员年龄结构老化、文化程度偏低等问题；村干部也存在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素质能力不高、后备干部难选难培养等突出问题。乡村组织振兴需要优秀人才来激发活力，首先是壮大农村党员队伍，注重从青年农民、农民工、返乡创业人员中发展党员，打造一支朝气蓬勃的党员队伍。其次是完善村干部选拔培养和任用机制，采取内选、外引、下派等措施不拘一格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坚决调整不胜任现职干部，激发村干部干事创业热情。再次是加强对党员和村干部的政策水平、业务能力、信息技术以及公共卫生防护知识技能培训，提高村庄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避免应对重大疫情时手忙脚乱或束手无策。
三是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完善多主体协同治理格局。“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村“两委”人数较少，面对摸排、走访、宣传、设卡、居家隔离人员管控以及大量数据统计等高强度防控工作，往往心力交瘁，因此，后续防控需要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农村社会组织发育程度低，大多数村庄缺乏志愿者组织或存在规模偏小、结构松散、服务手段滞后等问题。推进乡村组织振兴，要利用当前因疫情防控形成的“一核多元”协同治理局面，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组织的内生动力建设，延展村民自治的组织空间，探索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单元进行村组自治。推进网格化管理，落实乡镇干部、村干部、公安干警、乡村医务工作者和网格员的“五包一”责任制。组织动员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积极培育乡村服务性、公益性和应急性社会组织，大力发展志愿服务，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自觉防控意识和参与意识，开展群防群控。以完备的乡村组织体系筑起严密的疫情防控网络，实现科学防控、精准施策，做到“瓷器店里抓老鼠”，既不乱加码“重炮打蚊子”，也不麻痹松懈“扫把赶恶狼”。
综上，要以疫情防控为契机推进乡村组织振兴，尽快补齐乡村组织建设短板，形成以基层党组织为中心的科学、顺畅、高效、严密的组织体系，不仅提升乡村组织应对重大疫情的治理效能，而且为乡村振兴提供组织保障。
原文链接：http://szb.farmer.com.cn/2021/20210303/20210303_003/20210303_003_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