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农的历史上，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一个人，和金善宝有着几乎相同的人生轨迹：都是南高师农科最初的学生，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从学校毕业，都在恩师邹秉文的推荐下从事过农业技术推广的实践工作，都在1930年，以三十多岁的年纪远赴美国康奈尔深造，又都在1955年这一年双双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这个人，就是我国现代棉作科学的主要奠基人冯泽芳。他和金善宝，一个是“小麦大王”，一个是“棉田守望者”，他们为了天下苍生的“温饱”二字殚精竭虑，在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高等教育领域不辍耕耘；他们是南农校园中两棵挺立的松柏，四季长青。1918年，冯泽芳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科。家境贫寒的冯泽芳当初来到南高师，更多的是因为这里免收学费和伙食费。年轻的冯泽芳当时也没想到，自己会从此一头扎进棉田里，再也拔不出来。曾经，冯泽芳中学毕业后差点因为经济原因不能继续上学。也许正因为此，他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深造机会。南高师的学术氛围和研究条件，又给予冯泽芳向上攀登的支点。在南高师修读农业专科的三年内，冯泽芳既博学理论，又注重实践，在报刊上发表了关于农业的文章6篇和译文1篇，开启了他农学生涯辉煌篇章。1921年，冯

陈裕光（1893-1989），祖籍浙江鄞县，1893年3月8日出生于南京朝天宫西北面的四根杆子（今莫愁路415号）。1905年，入汇文书院成美馆读书，1911年升入金陵大学攻读化学，1915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翌年赴美求学，最初就读于克司工业大学，一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化学研究所，1919年加入美国化学会。在校期间，陈裕光担任哥大中国留学生会会长。1921年国内发生严重水灾，他组织哥大中国留学生演出话剧《木兰从军》10场，募款救灾，宣扬国粹。1922年6月毕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获得“金钥匙”特别荣誉，同年7月即回国。8月，应当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更名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聘请，任教授兼理化部主任、理学系主任；1924年1月，又被聘为总务长，后再兼任学校评议会主席，并曾两度代理校长职务至1925年夏。同年9月，应包文校长之聘回到母校金陵大学担任化学教授，同时兼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大学诞生在一个烽火连天、饱经蹂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尽管这一时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但中国的许多高校仍然坚持不懈地保持了各自的办学特色”，取得了直至今日仍令人仰止的成就。这其中的原

我的父亲王酉亭，1901年生，江苏涟水人，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前身）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毕业，抗战期间担任中央大学畜牧场技师、场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一三”淞沪之战硝烟骤起。8月14日，日军轰炸机袭击当时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局势万分危急。10月底，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开始组织全校西迁。11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重庆。11月中旬，上海失守，战火向南京继续蔓延。12月4日日军逼近南京郊区，枪炮声日夜不停，南京城已是一片混乱。在南京沦陷的前几天，罗家伦最后一次巡视检查学校。四牌楼本部已经人去楼空，他来到了丁家桥农学院畜牧场。校长集中职工宣布遣散，并与我父亲王酉亭等人落泪话别。他再三叮嘱我父亲：“敌人逼近，这些余下的牲畜，你可迁则迁，不可迁也可送人放弃，我们也不会怪你。”说完这些话，罗家伦哽咽了。罗家伦走后，我父亲当即召集了畜牧场的留守职工会议。大家认为：中央大学畜牧场从外国高价引进并饲养多年的家畜家禽，是教学科研和畜禽改良的稀缺品种，也是国家财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没能迁移的动物护送到重庆，送给迁到那里的中央大学，绝不能留给日本鬼子！”然而南京和重庆之间远

1937年8月，在“国府”一片逃难声中，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向全校教职工宣布，学校准备迁到重庆，教职工愿去的不能带家属。面对祖国的危难，金善宝没有别的选择，他义无反顾地和爱国的广大师生站在一起，支援抗战。金善宝把家眷送到石峡口，返回南京后，就和梁希、毛宗良教授各自花了120元购买了民生公司的长江轮船票，沿长江上溯到了重庆。此时，中央大学已商得在沙坪坝的重庆大学同意，借松林坡的一个小山丘建校，突击修建了一批简易房屋。金善宝和梁希同住在一间宿舍里，房间不足九平方米，每人一张床，当中放了一张二屉书桌，每人用一个抽屉。从1937年到1940年，在这个房间里共同生活了整整三年，两人经常在一起交流对抗战时局的看法，积极支持中央大学学生的爱国革命运动，共同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进步活动，在苦难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雾都”重庆，闻名世界。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雾”更浓了！国难当头，中国前途如何？中国去向何处？这些问题困扰着“雾都”的人民，也困扰着金善宝等众多爱国的知识分子。当时，大学里暗暗流传着《西行漫记》这本小册子，它描述了许多延安领导人的英雄气概和对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念，内容生动活泼。金善宝读了这本小

她，美国传教士之女，几个月大时就随父母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她，与中国农民、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是当之无愧的“大地之女”；她，撰写了被誉为“中国农民生活史诗”的长篇小说《大地》；她，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赛珍珠。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德裔农户，出于对东方文明古国的浓郁兴趣，毅然来中国传教；他，一位成就极大的农业经济研究学者，在中国首创了农业经济系；他，举纲张目，呕心沥血，终编纂成《中国土地利用》；他，就是为中国农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农业经济研究学者卜凯。1916年的一个炎热的夏天，在庐山避暑时，卜凯邂逅了赛珍珠。两人一见倾心，很快坠入爱河，并于1917年结婚。婚后，卜凯夫妇去安徽北部的宿州农村进行农业调查。他们在宿州仅仅生活了约两年半的时间，但就是因为这段弥足珍贵的生活经历，为他们以后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宿州生活期间，卜凯夫妇广泛地结交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并经历了一次大饥荒和一次战乱。卜凯运用他的专长，在闭塞的中国农民中间艰难地进行土地、种子、耕种、产量等方面的调查和分析，用当地的主要作物——小麦和外地及从美国、日本引进的63个品种进行比较试验，

张天福，1910年生，茶学家，制茶和审评专家。1932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后赴日本考察茶叶，曾任中国茶叶学会荣誉理事，福建省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技术顾问，福建省政协一届、四届委员，五届常委。张老从事茶叶工作80多年来，在我国茶叶教育、生产和科研工作上，特别在培养茶叶专业人才、创制制茶机械，提高乌龙茶品质等方面成就斐然，对福建省茶业的复兴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晚年致力于审评技术的传授，倡导中国茶礼“俭、清、和、静”，是中国茶文化传播者和力行者。其被中国茶叶学会授予“中国茶叶奉献奖”，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堪称国宝级的专家，被尊为中国茶界泰斗。世界茶叶组织（WTeaO）为表彰张老对世界茶业的巨大贡献，在2016年12月特聘任张老为世界茶叶组织高级顾问，并向张老颁发世界茶叶组织的最高奖项——茶仙茶寿终身成就奖。“茶”字，按古代的篆书写法顶部是两个“十”，即为“二十”；中间的部首分开即为“八”，底部的“木”可以分解为“十”和“八”，连在一起构成“八十八”；“二十”加上“八十八”，一共是“一百零八”，因此，在我国年龄达108岁的老人被尊为“茶寿”之人。2017年8

张巨伯（1892-1951），我国著名的农业昆虫学家、农业教育家，我国现代昆虫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培养

虞振镛（1890～1962），浙江慈溪人，中国著名畜牧兽医学家，农业教育家，我国现代农业教育事业先驱之一，现代养牛学创始人，兽疫防治系统的奠基人。虞振镛1907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11年保送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畜牧学，获学士学位。1915年于康奈尔大学获硕士学位，1920年赴美国德州农工学院深造，专攻乳牛学。回国后，虞振镛历任清华学堂教授兼农场主任、农学系主任及农场场长；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场主任、农学院代理院长；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兼畜牧系主任；南京农学院（今南京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系教授。他还曾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渔牧司司长、贵州省建设厅技正兼农业改进所所长、兽疫防治委员会委员兼干事、南京国民政府畜牧司司长、上海畜产公司经理等职。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虞振镛从浙江大学调到南京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担任教授直至退休，在此期间，为学校畜牧兽医学科的人才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言传身教诲人不倦虞振镛始终严以律己，对学生言传身教，躬耕田间，诲人不倦，为学生创造参加农业生产实践的条件，为我国培养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人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我国早期现代农业科技专家和农业教育家，成为我国现代

李商隐在《晚晴》中写道：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越鸟巢乾后，归飞体更轻。这其中的颔联最为王业遴所喜欢，悬挂于家中墙壁上，幽草与晚晴，道出了王老心中的分分厚重，品出了王老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甘甜。苦寒先来以国为家王业遴，字选吾，湖北黄陂人，1918年12月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期喜爱阅读民族英雄书籍，从中受到爱国主义教育。1935年，在全国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中，他积极参加游行请愿，露宿街头。十七岁的少年，就此踏上为国家民族崛起而奋斗的漫漫长路。1937年七七事变后，王业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汉青年救国团，奔赴农村和工矿，投身抗日救国宣传工作。在抗日救国运动中，他深受“科学救国”思想影响，认识到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强国富民。他的父亲也常以“民以食为天”等重农思想引导他立志学农。1938年，王业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达成以科学救国和学农务农的心愿。1947年，他投身“五·二○”学生运动，参加游行，呼吁释放进步学生。新中国成立前夕，王业遴不顾个人安危，坚决反对学校南撤，积极参与“护校”活动，迎接南京解放。现存于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