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航行在太平洋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一批怀抱报国理想的科学家，南京农学院小麦育种专家吴兆苏、植物病理学家魏景超、昆虫学家尤子平就在其中。新中国成立后，一批身在海外的南农先贤放弃优厚待遇，冲破各种阻力，重返祖国怀抱，为新中国高等农业教育事业建设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1979年，历经磨难的盛彤笙先生从兰州调回南京，任职于江苏省农科院。同年，南京农学院从扬州回到卫岗复校。学校领导专程拜访盛先生，并邀其回母校任职。盛先生表示，虽然很愿意回母校工作，但能从兰州调回南京，全靠农科院何正礼先生的热情帮助，不能有负这份危难之时接纳自己的珍贵情谊。

“他和三个技工一路风尘仆仆，皮肤黝黑，衣衫褴褛。而他们身后，澳洲老马背着美国火鸡，英国约克夏猪扛着北京肥鸭，荷兰牛驮着长毛兔……”他，就是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技师王酉亭，从1937年12月9日的南京保卫战中突围，守护着238头珍贵动物，从炮火连天的战场中穿越，一路风霜雨雪，破除万难，跋涉四千多里终于抵达重庆沙坪坝，完成抗战中的“动物长征”。

金善宝先生的《实用小麦论》中这样记载，“在大胜关农场观察者，八种小麦所有开之花，共计1349朵。平均开花最盛者，为12点至下午6点……而下午8点至上午4点，虽全为黑暗时期，亦占总数的13.6%”。他的学生周可涌说：“为了验证小麦是否只在白天开花，金老师提着马灯到麦田里，通夜观察，终于看到了小麦在夜里也会开花。”

80年代初，70多岁的南京农学院院长樊庆笙每天早上7点从丁家桥家中出发，乘坐学校交通车上下班。学校说可以安排专车接送，他坚决不要。他说：“坐大巴可以接触更多教职工，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据金陵大学校友周湘泉教授回忆，“南农卫岗复校20多年来，樊老师每天上下班都和普通职工一样，在候车地点排队乘坐学校交通车。”

1989年底，年轻的沈其荣博士拿到了人生第一个有经费的科研项目——鸡粪资源化利用和商品有机肥研究。但当时一台小型有机肥造粒机要3000多元，为了节省经费，他一咬牙，用3天时间，手搓了600多公斤鸡粪颗粒有机肥。如今，他依然坚守着三十年前的初心，扎根中国大地，致力于农田土壤健康。

初秋，距离南京60公里的安徽当涂县，87岁的盖钧镒院士走进绿油油的大豆田，挽起裤腿、拨动枝叶、查看长势。1980年盖院士赴美留学时发现，作为大豆原产国的中国平均产量却不足美国的1/3，当时的这股不服气，让自己和直径不到1厘米的豆子较上了一辈子的劲儿。从业60多年，已87岁高龄的盖院士仍坚持每天8点半到实验室投入工作。

“我从1991年开始研究‘水稻籼粳杂种优势利用’难题，这成了团队延续30年的科研梦想。”在万建民院士的带领下，团队接连攻克水稻领域科研难题，而几乎每一项重大成果的突破都要耗费10年之久。其间可想过失败？他说：“不可能不走弯路，但有曲折才证明有价值，有困难才值得去挑战！”

1999年，留学归国的张绍铃来到南京农业大学。当时学校没有人研究梨，也找不到采样点和试验地，他自掏腰包引进200多个梨种，建成10亩种质资源圃。没有团队，没钱雇人，他就带上学生亲自下地。二十多年来，他走遍全国梨产区，培训技术人员和梨农2万余人次，将科研成果留在了果农的田间地头。

20世纪初，中国纺织工业勃兴，小农经济无法供给足够棉花，为了让中国人都能穿上中国棉，冯泽芳倾其一生致力于棉花事业。“我一生最爱的，一是棉花，二是青年”，他踏遍祖国大地，开拓棉花产业，培养棉业人才。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提起冯泽芳，就会想到棉花，提起棉花，就会想到冯泽芳。

1944年，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赴美讲学考察，次年回国时，他的一大箱行李中却没有多少个人用品，也没有为子女带回一支铅笔、一块手帕，而是用节省的生活费买了两大箱维生素片。他发动全家人，用六七寸见方的纸片，将维生素片分装成一个个小包，送给营养匮乏的师生。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肆意实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留守南京的金陵大学教授陈嵘与贝德士等美籍教师，在金陵大学建立“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面对凶残的敌人，陈嵘不顾个人安危，多方奔走，召集美籍教师一同前往日本大使馆交涉，保护了3万多名知识分子和难民免遭污辱屠戮。